澜湄合作“高开高走”后，如何更“接地气”

文/陈丽冰

长达1880公里的昆曼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全线所需时间短至20小时，从中国昆明到泰国曼谷实现了朝发夕至；随着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加快建设，连接澜湄国家的泛亚铁路中线正呼之欲出；一江连六国的澜沧江—湄公河已经从一条自由流淌的河流转变为一条逐渐被水电大坝所控制的河流，让沿岸民众更好地“靠水吃水”……

得益于澜湄合作机制的创建，近年来，澜湄六国在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等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与此同时，当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澜湄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来自区域内外力量所带来的诸多风险与挑战。对此，澜湄合作又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机制，更好地造福沿岸民众呢？

超越“拥堵”，实现“制度竞合”

澜湄合作机制最先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并于2016年正式启动，旨在搭建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互利合作的平台和相互沟通交流的桥梁，是对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有益补充。

不过在此之前，湄公河流域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多边合作机制，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等。这些合作机制有交叠，也有竞争、冲突，以至于形成了制度的“拥堵”，在此背景下，澜湄合作机制该如何与其他湄公河流域制度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在2019年9月20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智库联盟论坛上，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卢光盛提出了“制度竞合”的概念。制度竞合即制度竞争与相互合作的融合，简单来说就是国际制度从相互竞争，转向竞争性合作与合作性竞争的过程，多个制度之间可以从“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切入去推进衔接，以及相互调试，从而实现制度的和谐、共存和发展。

“现在湄公河地区有各种各样的机制，而澜湄合作机制自正式成立以来，也引发了外部一些西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担忧和疑虑，如澜湄合作机制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即GMS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另起炉灶重新再来？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讨论、解决。”卢光盛说。

对此，他建议要在澜湄地区推进制度的竞合，如在诸多制度上，选择积极、有效的制度，实现制度的竞合，而不是“另起炉灶”、“厚此薄彼”；主动搭建制度合作架构，创造合作空间；中国应充分发挥在区域合作中建设性积极作用；调动湄公河国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展制度竞合的早期收获项目等。

“在推进制度竞合上，中国应该当仁不让，主动提供政治安全、经济合作、社会文化的公共产品。而这些是GMS所不具备的方向，我们应该以适时、适度、适合为标准，充分顾及湄公河国家和民众的尊重感等，更多分享利益。”卢光盛说。

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多方共赢

湄公河流域东联中国，西接印度，地理位置优越，能源矿产富集，经济发展前景巨大，历来是大国所重视的区域。近年来，除了中国和湄公河五国等域内国家外，日本、美国、韩国等域外国家也纷纷加大对湄公河地区的投入。尤其是对于日本而言，不仅确立了日本—湄公河合作机制，还帮助湄公河五国建设了“东西走廊”、“南部经济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极大提升了其在湄公河地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澜湄流域的域内国家，与湄公河五国山水相连，拥有域外国家无法比拟的地缘、人缘优势。如此一来，中日两国对湄公河地区的投入，自然也会存在一定的竞争。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双方也逐渐意识到除了竞争，还可以探索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由此，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应运而生。

2018年5月31日，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中国—日本第三方市场合作国际研讨在曼谷举行，中日泰3国在会议上提出希望在基础设施、交通物流、能源环境以及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泰国也由此或将成为中日两国在湄公河地区实现互利共赢的试点。

“我们对于域外国家在湄公河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应该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与日本等域外国家在湄公河地区的合作或许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卢光盛说。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专家潘怡辰则表示，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可以将中国的优势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发展理念结合起来，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高水平和高性价比的产品与服务，来实现三方共赢，达到1+1+1大于3的合作效果。

“除了泰国，对于老挝和柬埔寨国家来说，也可以探索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来建立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对外援助三位一体的合作来促进互利共赢和合作发展。我相信，未来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模式，湄公河领域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可以得到进一步释放。”潘怡辰如是说道。

把握新机遇，释放新动能

在推动澜湄合作过程中，与东盟国家毗邻的中国广西、云南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2019年8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和《中国（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相继获批复，自此，广西与云南的对外开放又迎来发展新机遇，同时还可以由此进一步推动澜湄合作，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关系。

对此，潘怡辰认为，可以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协调中国国内的中欧班列、中越陆上基础设施的中老铁路建设以及包括国际海上航线的建设来提升通关便利化，进而促进澜湄区域当地形成枢纽经济。

另外，她还表示，自贸试验区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深化改革开放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一个试验田，可以成为进一步加深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以及推进澜湄合作的平台和载体。

“2019年8月，中国国务院批准的6个自贸试验区有广西、云南、黑龙江3个省份，这是中国首次在沿边地区设立自贸试验区，此举也是希望通过改革创新来助推沿边的开放与发展，为中国进一步密切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提升沿边的开发经贸水平以及提供和可复制、可推进的改革经验来进行这个努力。”潘怡辰说，未来，广西和云南可以通过自贸试验区更加开放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来吸引投资，并且在自贸试验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展开面向东盟的大宗特色商品交易、跨境电商，以及加强中国与东盟在通关认证以及标准剂量等方面的合作。